三星堆金面具的真容在哪里发现

三星堆遗址在哪里

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,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(鸭子河)南岸。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,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,面积约3.6平方公里,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、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。

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。新中国成立后,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。1986年发现1、2号“祭祀坑”,出土青铜神像、青铜人像、青铜神树、金面罩、金杖、大玉璋、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,多数文物前所未见,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。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“三星堆文化”命名,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。1988年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三星堆遗址考古与研究工作,20世纪80年代至今,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,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、月亮湾小城、仓包包小城、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、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,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、结构布局。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、重庆涪陵长江沿岸、嘉陵江流域、涪江流域、大渡河流域发现三星堆文化相关遗址,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,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。此外,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现以宝墩遗址、郫县古城遗址、鱼凫村遗址、芒城遗址、双河遗址、紫竹遗址等8处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城址,以及十二桥遗址、金沙遗址等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重要城址,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。

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“祭祀坑”。“祭祀坑”平面均为长方形,规模在3.5-19平方米之间。目前,3、4、5、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,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,现已出土

金面具残片、鸟型金饰片、金箔、眼部有彩绘铜头像、巨青铜面具、青铜神树、象牙、精美牙雕残件、玉琮、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。

三星堆金面具的真容

新发现的五号坑中,三星堆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黄金制品,其中包括一张独特的金面具。与三星堆遗址一、二号坑中出土的金面具相比,此次最新出土的金面具,显得格外厚重且与众不同。
三星堆金面具的真容在哪里发现
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副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于孟洲:其实当时并不知道它是什么,只知道它是金箔片,因为它褶皱的非常厉害,而且它原本是翻过来放着的,然后除了它之外,旁边还有几片也是比较大的。金箔片上都压着东西,考古专家小心翼翼地将其轮廓清理出来后,才发现这块金箔片体量最大。

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副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于孟洲:它褶皱得特别厉害,然后大家有的猜它可能是罩在青铜人头像外面的金面具,有的人猜它可能是裹在其它器物外面的,也有的人猜说它是不是金杖外面的包着的金铂,所以猜什么的都有。带着种种疑问和悬念,这块最大的金箔片被带到了文保修复实验室。粘裹着的土和附着物取掉后,金箔片被一点点展开,再经过清洗,金面具的形象就慢慢显露出来了。

文保人员介绍,此次发现的金面具非常厚重,尺度、体量远超其他。金面具的抛光做得较好,经检测,其含金量为85%左右,银含量在13%到14%左右,还有其他杂质。目前,该文物正在进行初步修复。

三星堆第1、2号“祭祀坑”发掘者、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告诉记者,“新发现的六个‘祭祀坑’与之前的两个相比,坑型都为长方形,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,出土文物种类相似,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形,同时,祭祀坑大小不同,深浅不一,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,有的坑象牙多一些,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。”

陈显丹进一步介绍说,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形,既反应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,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。

三星堆遗址的意义

“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会影响四川考古、中国考古甚至世界考古很重要的发现。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,三星堆“祭祀区”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,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。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,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八个坑,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,有助于复原当时“神庙”或“祭祀区”内部的空间,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,宗教思想,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,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。

“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、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,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、灿烂成就的实物例证。”相关专家表示。

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,“十三五”期间,四川省持续开展三星堆遗址考古调查发掘,经过多年持续努力,考古工作者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的“祭祀坑”,其中发现的青铜方尊、大型青铜面具以及雕刻有菱形纹饰的象牙小饰品等,都是非常重要的新发现。具体来说,这次新发现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:

第一,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。1986年,三星堆遗址发现1、2号“祭祀坑”。30多年间,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从未停止,也提出很多疑问、展开很多讨论。此次三星堆遗址在同一区域的考古新发现,更加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,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三星堆文化全貌,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取得更大进展。

第二,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。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、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,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。1986年以来,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湖北、陕西、云南、甘肃等地,都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。由此,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,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、比较研究,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源流,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。

第三,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文化以及“祭祀坑”性质、文化内涵、断代研究等关键性的问题。比如,如何理解几座“祭祀坑”的关系?是同时期还是有年代上的差异?特别是伴随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进步,结合此次考古发掘,我们可以采集系列测年样本,对每座“祭祀坑”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,对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进行更准确的断定,这也将有助于在未来进一步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全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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